大宋逸事：苏东坡与江南王氏的交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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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间苏东坡】

苏东坡在黄州期间与江南王氏的交往

◎邱　风　徐胜利

苏轼（字子瞻，别号东坡）“乌台诗案”遭贬，初入黄州，举目无亲。作为被流放的罪人，“人皆畏避，惧其累己”（《舆地纪胜·黄州·官吏》）。

在极其苦闷孤寂之际，突然遇到值得东坡感念一生的事情：元丰三年（1080）二月中旬，在他来到黄州10多天后的一个晴日，一位蜀籍老乡，专门从寓居的江南武昌县车湖（今湖北鄂州市燕矶镇车湖村）渡江来黄州探望他。老乡名叫王齐万（字子辩），受胞兄王齐愈（字文甫）之托过江。王齐愈也是一介文人，工诗词，早慕苏东坡大名，听到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消息，特派弟弟前去探个究竟。他乡遇故知，苏东坡阴郁的心底立刻亮起了一抹暖色，从此，他便与王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双方来往非常密切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三月九日，在他即将离开黄州赴任汝州时，写下《赠王文甫尺牍》，深情地回忆起与王氏兄弟结交的因缘及过程：

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，时家在南都，独与儿子迈来郡中，无一人旧识者。时时策杖至江上，望云涛渺然，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。居十余日，有长而髯者惠然见过，乃文甫之弟子辩。留语半日，云：“近寒食，且归车湖。”仆送之江上，微风细雨，叶舟横江而去。仆登夏澳尾高丘以望之，仿佛见舟及武昌，乃还。尔后遂相往来，及今四周岁，相过殆百数。遂欲买田而老焉，然竟不遂。近忽量移临汝，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，感物凄然，有不胜怀者。浮屠不三宿桑下，有以也哉。七年三月九日。

可见，苏东坡不仅与江南王氏兄弟过往从密，甚至还曾打算车湖买田，欲与王氏兄弟一起终老湖边，这样的友情多么难得。

苏东坡在黄州，虽有个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，但作为犯官，他的政治处境险恶如故，其一举一动常被人盯梢，并迅速上报到朝廷。在黄州，他是压抑的、孤独的、精神苦闷和生活拮据的。然而到了江南王氏家里，他便可以饱读王家藏书，畅谈家国大事、交结文朋诗友，游山玩水、饮酒赏花、吟诗作画……在遭受人生最初的也是最大的打击期间，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的交往，对于释放身心禁锢、改善生活困顿、促进创作思维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只有在车湖，他才能获得心灵的慰藉，思想上暂时而宝贵的自由放飞，他将自己的精神和生命注入江南这个小地方，使之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。

一.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交往的渊源

江南车湖王氏兄弟，本是嘉州犍为县（今属四川乐山市）首富王蒙正之子。王蒙正有三男二女，长子王齐雄，次子王齐愈，幼子王齐万。其时，宋真宗刘皇后之兄刘美，与王蒙正交好，王家攀附权贵，将大女儿嫁给刘美之子刘从德，成为皇亲国戚，得官受䘵，尽享刘皇后的恩宠与庇护。宋仁宗皇帝亲政后，对王蒙正任性妄为进行治罪，将其谪放广南编管，故此王家因破败而背井离乡，迁徙到千里之外的武昌县（今湖北鄂州市）车湖刘郎洑。40余年后，一位叫苏轼、别号东坡的西蜀老乡，亦从京城谪贬到与车湖一江之隔的黄州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这样才续上苏东坡与王氏兄弟的不解之缘。

（一）王氏兄弟流寓武昌的经过

宋真宗皇后本名刘娥，西蜀益州华阳县（今成都市双流区）人，善击鼗，进宫前已嫁给锻银匠龚美。一次，龚美携妻刘娥到京城击鼗卖艺，被襄王元侃（宋太宗第三子）看上，便欲横刀夺爱。龚美无奈之下，审时度势，便以表哥的名义将“表妹”刘娥亲自送入襄王府。不料自此福从天降，宋太宗至道元年（995）八月，元侃被立为皇太子。两年后，太宗驾崩，元侃即位，改名赵恒，是为真宗。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刘娥被封为美人，不久又升为修仪。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五月，刘娥升为德妃，是年底，真宗封刘娥为皇后。刘皇后一直是真宗皇帝的贤内助。可想而知，宋真宗期间，刘娥家族亲属该是何等风光。乾兴元年（1022）二月，真宗驾崩，仁宗赵祯即位，年仅13岁。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10多年，史家将其与汉代吕太后、唐代武则天并称，称赞其“有吕、武之才，无吕、武之恶”。

刘皇后的前夫龚美，为了避嫌，征得真宗同意，改其姓刘，奉为刘娥兄长。刘美（961—1021），字世济，后娶大臣钱惟演（977—1034）之妹钱氏，生一女二子，长子刘从德（字复本），次子刘从广（字景元），女嫁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（1012年前后）年间，刘美为官汉州，后领嘉州刺史，当时的嘉州首富王蒙正为巴结刘美，将长女嫁给刘家长子刘从德，王家的女儿成为刘皇后的侄媳，王家一夜之间成为了皇亲国戚。

《宋史·外戚传上》载：“从德妻，嘉州王蒙正女也。蒙正家豪右，以厚赂结纳至郎官，为郡守。既而从德病，召还，道卒，年二十四。赠保宁军节度使，封荣国公，谥康怀。太后悲怜之尤甚，录内外姻戚、门人及僮隶数十人。从德姊婿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、母越国夫人钱氏兄惟演子集贤校理暖及蒙正皆迁二官。”

王家女婿刘从德生于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于天圣九年（1031）病逝，享年仅24岁。此时已成为太后的刘娥悲伤至极，将其内外姻戚、门人及僮隶数十人升职、封官。王蒙正直接晋升两阶，王蒙正的长女被封为遂国夫人，王蒙正之孙、即长子王齐雄的两个儿子，一个（王天麟）升为殿直，一个（王天常）录为奉职。此时的王家，可谓从上到下，从内到外都在飞黄腾达。

可是王蒙正家风不正。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王蒙正任嘉州犍为县驻泊防遏边界公事。《宋史》载：“王蒙正恃章献太后(刘太后死后的溢号)亲，多占田嘉州。”天圣十年（1032），王长子王齐雄残暴地打死家中老兵，王蒙正买通死者的妻子儿女，以病故报官。被开封府尹程琳（字天球）发现有异，便下令有司开棺验尸，检验出被打死的症状。王蒙正一方面贿赂府尹，一方面恳求刘太后出面庇护，致此案久拖未决，民怨极大。

然而，王家的厄运便一步一步地到来了。宋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刘太后驾崩，宋仁宗赵祯亲政。失去了刘太后的庇护，王家的过错便再也掩盖不住了。刘太后死后不到一年，宋仁宗以杀人罪将王齐雄除名。

一年多后，王蒙正以打击报复同僚、贿赂查询侍御史罪行，由蕲州知府、虞部员外郎，贬为洪州别驾。紧接着，景祐四年（1037）初，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并致使有孕，被人击鼓鸣冤，宋仁宗下诏：“洪州别驾王蒙正除名，谪放广南编管，永不录用。”

连遂国夫人（太后侄媳、王家长女）也受到牵连，仁宗诏谕：“（遂国夫人）自今不得入大内，及王家子孙不得与皇族为婚姻。”从此，王家皇亲国戚的资格被取消了。

犍为首富王氏家族开始衰败。王齐雄弟兄在家乡难以见人，只得变卖田产，远离故土，乘大船载着一些家藏古籍书画，顺江东下，于景祐四年（1037）迁徙到湖北武昌县（今鄂州市）寓居。王齐雄一家寓居武昌县城，王齐愈、王齐万兄弟俩寓居武昌城东30里的车湖刘郎洑。

至于王氏兄弟为何选定武昌刘郎洑，史料未详，从苏东坡与王氏兄弟交往的一些诗文纪事中，看得出多用曲笔与隐语，可知有隐情。到底是涉及皇室隐秘，还是与王蒙正曾知蕲州、即这一带主官有关？不得而知。但从苏东坡《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刘郎洑》诗中，不无与“车胤忠壮”及“英烈君”伍子胥的遗踪有关，下文有述。

（二）苏东坡与王氏家族的渊源

四川眉山苏氏与犍为王氏早有交情。苏东坡的伯父苏涣（1001—1062），于宋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）进士及第后，曾在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任主簿，不久转任凤州司法。当时的凤州太守正是王蒙正。据苏辙《伯父墓表》载：“公讳涣，始字公群，晚字文父。少颖悟，所与交游，皆一时长老。天圣元年，始就乡试。明年登科，为凤翔宝鸡主簿。未几，移凤州司法。王蒙正为凤州，以章献太后姻家，怙势骄横。知公之贤，屈意礼之，以郡委公。公虽以职事之，而鄙其为人。蒙正尝荐公于朝，复以书抵要官，论公可用。公喻郡邸吏，屏其奏而藏其私书。未几，蒙正败，士以此多公。”可知，在凤翔，王蒙正对苏涣这个四川老乡颇为照顾，郡中大小事务皆交付苏涣处置。王蒙正曾向朝廷举荐苏涣，并上书朝中高官，推荐苏涣可以大用。但苏涣见王蒙正自恃皇家姻亲，平日作为多不守礼法，便不想与其交情过深，故从送信的邸吏那里，将王蒙正推荐他的私信收回密封。后来王蒙正事败，士大夫皆因此赞美苏涣多识。

宋仁宗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月，时为朝廷大学士的苏东坡在家乡为母亲守孝期满，与弟弟苏辙随父亲苏洵返京，沿岷江、长江东下经过嘉州时，苏洵特地指着不远处的王氏书楼，给儿子介绍了这座著名书楼的昔日辉煌，以及书楼主人王氏与苏氏的关系，苏东坡感慨万千，写下《犍为王氏书楼》诗：

“树林幽翠满山谷，楼观突兀起江滨。云是昔人藏书处，磊落万卷今生尘。江边日出红雾散，绮窗画阁青氛氲。山猿悲啸谷泉响，野鸟嘐戛岩花春。借问主人今何在，被甲远戍长苦辛。先登搏战事斩级，区区何者为三坟。书生古亦有战阵，葛巾羽扇挥三军。古人不见悲世俗，回首苍山空白云。”

此时距王蒙正谪放广南、齐愈兄弟流居武昌20多年，王氏书楼余韵尚存，令苏东坡浮想联翩，他心中的王氏情结由此生起。

苏东坡谪官黄州时，王氏兄弟已定居江南武昌40多年了。苏东坡刚到黄州的10余日，王齐愈便托弟弟齐万到黄州定惠院探望苏东坡。通过与王齐万“留语半日”，苏东坡对江南武昌有了大致的了解。送别王齐万后，他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，当天写成《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，正与伍洲相对，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》纪其事：

君家稻田冠西蜀，捣玉扬珠三万斛。塞江流柿起书楼，碧瓦朱栏照山谷。倾家取乐不论命，散尽黄金如转烛。惟余旧书一百车，方舟载入荆江曲。江上青山亦何有，伍洲遥望刘郎薮。明朝寒食当过君，请杀耕牛压私酒。与君饮酒细论文，酒酣访古江之濆。仲谋公瑾不须吊，一酹波神英烈君。

苏东坡此诗不仅记载了王氏兄弟的经历与现状，更抒发对人生变幻莫测、历史惊人巧合的感慨。刘郎洑一名刘郎薮，位于武昌县车湖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八十一载：“刘郎洑，在武昌东江上，旧名流浪，后讹为刘郎。”伍洲，在蕲水县（今黄冈市浠水县）西40里兰溪西大江中。《名胜志》载：“蕲水县治西伍洲，有伍员庙。旧传子胥奔吴济江处，近兰溪侧。”武昌县车湖因东晋名臣车胤（333——401）而得名，为车胤的安葬地。车胤字武子，幼时家境贫寒但聪颖好学，是《三字经》“如囊萤，如映雪，家虽贫，学不辍”的故事主人公之一。曾入朝拜为吏部尚书，为官刚正不阿，敢言有文采，编有《桓温集》等，后为会稽王世子逼令自杀，其死为冤案。《晋书》赞“车胤忠壮”。

刘郎洑正好与吴国大夫伍子胥叛楚适吴的渡江处伍洲相对。伍子胥，名员，楚国名臣伍奢之后，为报父兄冤仇，迫不得已只身逃往吴国，助吴王灭楚，被吴王拜为大夫，后被吴王赐死。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载：吴王夫差败越，越请和，夫差听信伯嚭谗言决定议和，伍子胥见吴王听不进自己谏言，自刎而死，临终怨言：“以观越寇之入灭吴。”吴王大怒，将伍子胥弃尸江中，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上，封为波神、英烈君。

古今之事非巧合即有因缘——当年富甲西蜀的王氏书楼主人，由荣华富贵到背井离乡；一代名臣车胤，蒙冤受害，客死异乡车湖；为报仇雪恨的伍子胥叛楚适吴，最终却被吴王所杀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都是迫不得已客，东坡诗在“与君饮酒细论文，酒酣访古江之濆。仲谋公瑾不须吊，一酹波神英烈君”4句中结束，颇有深意，耐人回味。

苏东坡曾有一块珍贵的砚台，是王齐愈赠送的。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苏东坡将其转赠给蒲宗孟（字传正），并作《黼砚铭并叙》曰：“龙尾黼砚，章圣皇帝所尝御也。乾兴升遐，以赐外戚刘氏，而永年以遗其舅王齐愈，臣轼得之，以遗臣宗孟。且铭之曰：黟歙之珍，匪斯石也。黼形而縠理，金声而玉色也。云蒸露湛，祥符之泽也。二臣更宝之，见者必作也。”文中提到的刘永年，系国舅刘从德之子，其母遂国夫人为王齐愈之姊，王齐愈当然就是永年的舅父。从铭文“祥符之泽也”五字，可知此砚系宋真宗御用之物。真宗于乾兴元年（1022）去世，生前于大中祥符年间将自己用过的砚台赏赐给外戚刘氏，表明王齐愈的姐姐嫁给刘从德时真宗健在。据此推测，王齐愈兄弟于元丰三年（1080）开始与苏东坡交往时，年纪当在60岁以上，而东坡当时未满50岁。

二.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交往的内容

苏东坡自元丰三年（1080）二月，初来黄州的10多天时，与王齐万首次相识，“尔后遂相往来”，到元丰七年（1084）三月，他离开黄州赴任汝州，“及今四周岁，相过殆百数”。甚至“遂欲买田而老焉”。这种密切的交往、深厚的情谊，在苏东坡一生中，极其罕见。他们之间交往的内容，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。

（一）游山玩水，饮酒赏花

王氏兄弟虽然是从西蜀流寓武昌的一介平民，但毕竟曾是巨富之家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故此他们在车湖的生活是富足的，以致当地人称“王百万”。而苏东坡贬谪黄州，薪俸微薄，家大口阔，生活负担十分沉重，加之当时黄州是偏僻之地，他在这里举目无亲，消息阻塞，其身心煎熬可想而知。当他得知王氏兄弟寓居在仅有一江之隔的车湖时，自然是禁不住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了。因此，“与君饮酒细论文，酒酣访古江之濆”（苏东坡《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》）必然是苏东坡与王氏兄弟交往的第一种选择。

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五月末，苏东坡来到黄州3个月后，弟弟苏辙从南都（今河南商丘市）将兄长的家眷送过来，并在黄州住了几天。六月九日，苏辙将要离开黄州、赴任筠州（今江西高安市）时，苏东坡还专门带弟弟到车湖王家“认老乡”，受到热烈款待，兄弟俩都写了诗纪其事，苏辙写有《舟次磁湖（即车湖——笔者注），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，子瞻以诗见寄，作二篇答之，前篇自赋后篇次韵·其一》，苏东坡写了《次韵答子由》。苏辙后来又作《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》：

相从恨不多，送我三十里。车湖风雨交，松竹相披靡。系舟枯木根，会面两王子。嘉眉虽异郡，鸡犬固犹尔。相逢勿空过，一醉不须起。风涛未可涉，隔竹见奔驶。渡江买羔豚，收网得鲂鲤。朝畦甘瓠熟，冬盎香醪美。乌菱不论价，白藕如泥耳。谁言百口活，仰给一湖水。夺官正无赖，生事应且尔。卜居请连屋，扣户容屣履。人生定何为，食足真已矣。愆尤未见雪，世俗多相鄙。买田信良计，蔬食期没齿。手持一竿竹，分子长湖尾。

自此以后，苏东坡便经常渡江游车湖，与王氏兄弟诗文唱和，饮酒赏花，感情日益深厚，有时因风涛阻隔不能过江，则一连几日住在王家，他曾在《答秦太虚七首》之四中言及：“所居对岸武昌，山水佳绝，有蜀人王生在邑中。往往为风涛所隔，不能即归，则王生为杀鸡炊黍，至数日不厌。”

元丰四年（1081）三月十一日，春暖花开，苏东坡去江南车湖游春，王齐愈专门找来一帮词客文人，陪东坡一起品评酴醿花、桃花、海棠花、罂粟花。苏东坡曾作《四花相似说》记载品评结果：“酴醿花似通草花，桃花似蜡花，海棠花似绢花，罂粟花似纸花。三月十一日会王文甫家，众议评花如此。”

元丰四年（1081）六月下旬，苏东坡的好友陈慥（字季常）从隐居的麻城歧亭来黄州看望他，苏东坡非常高兴，通知江南王氏兄弟过江，到当时寓居的临皋亭聚会。聚会中，他们听说曾任黄州通判、时任泸州（今四川泸州市）知州的任伋（字师中）已经去世，深感悲伤，大家一起去定惠院内师中庵吊祭任伋。苏东坡作《祭任师中文》《任师中挽词》。苏辙得知这次活动，还专门写了《黄州师中庵记》，以纪此事。

元丰五年（1082）二月二十二日，春临大地，苏东坡与王氏兄弟相约，到武昌城游览西山，同行的有蕲州蕲水（今黄冈浠水县）县令李婴、鄂州武昌县主簿吴亮（字君采）和黄州潘丙等人，游览中，发现当年吴王岘的小道旁，有吴军将士建造的九曲亭已废弃成一坪遗址，便决定齐心协力恢复起来，以追思古人，激励来者。五月，由苏东坡主持，武昌一干友人捐资在西山重新建起九曲亭，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作出的贡献自然不菲。苏辙为此撰有著名《武昌九曲亭记》。

元丰六年（1083）二月，因投奔苏东坡而到黄州的西蜀落弟文人巢谷（字元修），游江南武昌时，在车湖王齐愈家住了几天，时逢黄州牢城失火，危及苏东坡的雪堂，亦即巢谷黄州寓居处，苏作《与巢元修简》速寄武昌，促巢谷早归：

“日日望归，今日得文甫书，乃云昨日始与君瑞成行。东坡荒废，春笋渐老，饼餤已入末限，闻此，当俟驾耶？老兄别后想健。某五七日来，苦壅嗽殊甚，饮食语言殆废，矧有乐事？今日渐佳。近日牢城失火，烧荡十九，雪堂亦危，潘家皆奔避，堂中飞焰已燎檐矣。幸而先生两瓢无恙，四柏亦吐芽矣。”

由此可见，不仅苏东坡与江南王氏来往密切，连东坡家来的亲友，亦与王氏多有来往，江南王家是苏东坡及其老乡亲友欢聚叙旧的中心。

苏东坡见车湖风景优美，物产丰富，特别是乡邻和谐，便打算在此终老，他曾托王氏兄弟帮他在此买田置地，后因担心自己毕竟是此地犯官，怕别有用心的人又会借题发挥，生事罹祸，故终又放弃。

欢聚的日子总是短暂，正当他在与江南王氏交往过程中，逐渐走出谪贬生活的忧郁时，元丰七年（1084）三月，他收到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的诰命。四月七日，王氏兄弟从江南赶到黄州为好友送行。当一行人夜行武昌西山吴王岘时，苏东坡突然听到了长江对岸自己曾住四年多的黄州，传来一阵鼓角之声，回望四年来日夜躬耕的东坡，凄然泣下，逐作《过江夜行武昌山下闻黄州鼓角》一诗抒怀：

清风弄水月衔山，幽人夜度吴王岘。

黄州鼓角亦多情，送我南来不辞远。

江南又闻出塞曲，半杂江声作悲健。

谁言万方声一概，鼍愤龙愁为余变。

我记江边枯柳树，未死相逢真识面。

他年一叶溯江来，还吹此曲相迎饯。

也是天眷有情人，因风雨所阻，苏东坡不能即时远行，便留住王家几日。苏东坡作《再书赠王文甫》纪其事，并表达他对黄州、武昌的深情眷念。直到四月十四日，在齐愈、齐万、齐愈之子王禹锡、王齐雄之子王天麟、王天常等人相送下，苏东坡才挥泪而别。

（二）著书立说，吟诗作画

作为一名文人士大夫，读书写作，是苏东坡的精神寄托，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。江南王氏自嘉州犍为县老家流寓武昌县车湖之时，“惟余旧书一百车，方舟载入荆江曲”，为苏东坡著书立说、吟诗作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中国先贤提出的“三不朽”，是仁人志士的最高理想。其中，“立德”有赖于见仁见智、众口难调的外界评价，“立功”需要挤身垄断性和风险性极强的官场、战场，往往非一介书生的能力所及。于是，“立言”成为有志文人的第一要务。谪居黄州期间，经过“乌台诗案”文字狱打击的苏东坡，仍然心有余悸，“不复作文字，自持颇严，若复一作，则决坏藩墙，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”（《答秦太虚七首》之四）。因此，静心读书，著书立说，便成为被黄州时期的苏东坡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。

他牢记先父苏洵的临终嘱托：完成《易传》著述。因此，在黄州贬所定惠院安顿下来之后，就开始钻研《周易》和先父留下的《易传》残稿。《周易》是中国文化滥觞，博大精深，要写好阐释它的《易传》，需要大量古籍资料，这些在苏东坡的黄州贬所是找不到的，他只有四处借书找资料。这从他的《答秦太虚七首》之四所言“岐亭监酒胡定之，载书万卷随行，喜借人看”可知。此时，江南王氏的家藏之书，当然是东坡的首选。王齐愈在车湖寓居的书斋名为“达轩”，其中收藏有大量的古旧图书，苏东坡每到车湖，必在埋头“达轩”，读书写作。他的《致季常尺牍》，反映了这样一段“私案”：

“一夜寻黄居寀《龙》不获，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，更须一两月方取得。恐王君疑是翻悔，且告子细说与，才取得即纳去也。却寄团茶一饼与之，旌其好事也。轼白季常。廿三日。”

此简是苏东坡托友人季常（名陈慥）代向王君（王齐愈）解释无法出借黄居寀画作的原因，并为表歉意，还特意随信奉上团茶一饼。从中亦反映出他与王氏兄弟之间的书籍借阅关系。

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）四月，苏东坡完成了《易传》九卷、《论语说》五卷的撰写。书成后，考虑到自己尚为罪臣，既无钱刊刻，别人也不愿接受，便写了一封《黄州上文潞公书》，将卷秩较小的《论语说》抄本呈献给当朝名臣文彦博（字宽夫），托以传世。他诚恳地申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要求：

“到黄州，无所用心，辄复覃思于《易》《论语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。遂因先子之学，作《易传》九卷，又自以意作《论语说》五卷。穷苦多难，寿命不可期。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，意欲写数本留人间。念新以文字得罪，人必以为凶衰不详之书，莫肯收藏。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，莫若献之明公。而《易传》文多，未有力装写，独致《论语说》五卷。公退闲暇，一为读之，就使无取，亦足见其穷不忘道，老而能学也。”

其实，当时的《易传》九卷只是初稿，18年后东坡南迁儋州时，才最后定稿，后人定名《东坡易传》。

吟诗作画，是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交往的又一重要内容。

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五月，苏东坡与王氏兄弟等人游览重建后的武昌县西山九曲亭，忆起曾经在亭上见到的“玄鸿横号黄槲岘”题句，便以“皓鹤下浴红荷湖”为对。当时，同行友人建议苏东坡作诗一首。他便应请吟成绕口令式的“口吃”诗《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》。诗云：

予往在武昌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云：“玄鸿横号黄槲岘。”九曲亭，即吴王岘山，一山皆槲叶，其旁即元结陂湖也，荷花极盛。因为对云：“皓鹤下浴红荷湖。”座客皆笑，同请赋此诗。

江干高居坚关扃，犍耕躬稼角挂经。篙竿系舸菰茭隔，笳鼓过军鸡狗惊。解襟顾景各箕踞，击剑赓歌几举觥。荆笄供脍愧搅聒，干锅更戛甘瓜羹。

宋人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“一日逼岁除，（苏东坡）访王文甫，见其家方治桃符，公戏书一联于其上。联曰：门大要容千骑入，堂深不觉百男欢。”可知，这副由当代大文豪、大书法家亲撰的春联，不但为王家门庭添光增彩，亦表达了苏东坡对王齐愈家人丁兴旺、家庭和睦的无比羡慕和良好祝愿。

作为当朝文坛领袖，苏东坡非常热心发现和培养文人后贤。当时有许多年轻文人众星拱月般地追随他，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、陈师道、李廌等“苏门四学士”和“苏门六君子”。苏东坡从来不吝惜对弟子、晚辈的关心和指导。

王齐愈之子王禹锡，乳名王十六，就多次受到苏东坡在学诗方面的指教。据《王方直诗话》载：

“王禹锡行第十六，尝作《贺知县喜雨诗》云：‘打叶雨拳随手重，吹凉风口逐人来。’自以为得意。东坡见之，曰：‘十六郎作诗，怎得如此不入规矩？’禹锡云：‘盖是醉中所作。’异日，又持一大轴呈坡，坡读之，曰：‘尔复醉邪？’”

苏东坡在黄州是贬官，诗文过多恐授人以柄，他便把兴趣转移到书画上来，几乎每天都要挥毫泼墨。留传后世的东坡墨迹，以写于黄州为最多。

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黄州寒食帖》，布白守黑，疏落有致，开合启承，浓淡相宜，高潮处如洪波汹涌，平静处厚实稳重，很好地体现了作者苍凉惆怅，又豪放不羁的心理，这是苏东坡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作，是他的人生之叹，在书法史上影响极大，因而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

他曾经遍学晋、唐、五代名家之长，将王僧虔、徐浩、李邕、颜真卿、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体，成为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所以只要他的诗文一写出来，立即就会被人抢走。甚至有人因为想弄到东坡的书法，假意派人送信拜访东坡，以索取东坡的回信。

苏东坡黄州时期的书信中，涉及赠字赠画的不胜枚举。

苏东坡曾在车湖“达轩”书斋与王氏兄弟讨论历代书法家的创作成就与得失，多有见地，如他写有评书题跋一则：

“唐末五代文章卑陋，字画随之。杨公凝式笔为雄，往往与颜、柳相上下，甚可怪也。今世多称李建中、宋宣献。此二人书，仆所不晓。宋寒而李俗，殆是浪得名。惟近日蔡君谟，天资既高，而学亦至，当为本朝第一。”

由于与王家关系密切，王禹锡便任意向东坡乞求墨宝，以至两三年间，获得东坡书画作品竟多达“两牛腰”。元丰五年（1082）十二月，王禹锡将入太学读书，由于他收藏的东坡书法作品太多，无法携带进京，便委托其父王齐愈保管，但他却将两个大箱子锁得十分牢固后才交给父亲，弄得王齐愈哭笑不得。苏东坡《书赠王十六二首》其一对此事有生动的记载。

王十六秀才禹锡，好蓄余书，相从三年，得两牛腰。既入太学，重不可致，乃留文甫许分遗。然缄锁牢甚，文甫云：“相与有瓜葛，那得尔耶？”

苏东坡还是北宋著名画家，擅长画墨竹，重视神似，主张画外有情，画中有寄托，提倡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，而且明确提出了“士人画”的概念。元丰六年（1083）七月六日，他在王齐愈家饮酒，醉后画墨竹，并在画旁题《定风波》词一首：

元丰六年七月六日，王文甫家饮酿白酒，大醉。集古句作墨竹词。

雨洗娟娟嫩叶光。风吹细细绿筠香。秀色乱侵书帙晚。帘卷。清阴微过酒樽凉。　　人画竹身肥臃肿。何用。先生落笔胜萧郎。记得小轩岑寂夜。廊下。月和疏影上东墙。

（三）心怀社稷，情系苍生

苏东坡饱受儒家“修齐治平”思想熏陶，即便谪居黄州，成为一名被流放的罪人，也不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优良本质。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、社稷安危，心忧百姓生活，尽力为底层民众做一些好事。在与江南王氏交往中，这种精神品质不断地表现出来。

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）十月二十二日，苏东坡在江南王家饮酒，席间收到陈慥来信，告之朝中大将种谔领兵深入西夏，取得大捷。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当即写成《闻捷》诗一首：

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，谒王文父于江南。坐上得陈季常书报：是月四日，种谔领兵深入，破杀西夏六万余人，获马五千匹。众喜忭唱乐，各饮一巨觥。

闻说官军取乞訚，将军旗鼓捷如神。故知无定河边柳，得共中原雪絮春。

《闻捷》诗完成，苏东坡意犹未尽，又作《闻洮西捷报》诗述怀。

汉家将军一丈佛，诏赐天池八尺龙。露布朝驰玉关塞，捷烽夜到甘泉宫。似闻指挥筑上郡，已觉谈笑无西戎。放臣不见天颜喜，但惊草木回春容。

其忠贞爱国情怀，在言行举止、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破解陋习，拯救婴孩是当地人们普遍传颂的苏东坡的又一大功德。

   元丰五年（1082）二月末，寓居鄂州武昌县城的王齐雄长子王天麟（字君瑞）来黄州探望苏东坡，坐谈间，说起鄂州、岳州、黄州一带民间有溺杀婴儿的陋俗，苏东坡“闻之不忍”，决心借助官府力量革除这一陋俗。但想到自己是黄州的犯官，不便向上敬言，便给好友、鄂州（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）知州的朱寿昌（字康叔）写了一封《与朱鄂州书》，托王天麟带去。在信中，他痛陈溺婴惨状：“岳鄂间田野小人，例只养二男一女，过此辄杀之，尤讳养女，以故民间少女，多鳏夫。初生，辄以冷水浸杀，其父母亦不忍，率常闭目背面，以手按之水盆中，咿嘤良久乃死。”他恳请知州迅速出面明立赏罚，尽早革除这一陋俗。同时，苏东坡还在黄州民间发起成立救婴会，向“黄人之富者”募集资金，自己虽然生活贫困，仍带头捐款十千。救婴会由黄州平民古耕道“掌之，多买米布绢絮”，由安国寺僧继连“书其出入”，“访闾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，辄少遗之”（苏轼《黄鄂之风》）。

苏东坡推崇新式农具，鼓励农耕，成为一时美谈。在与王氏兄弟交往中，他看到江南农民采用“秧马”进行扯秧、插秧劳作，觉得这种简易农具能够减轻农家劳动强度、提高劳动进度，值得推广。他当即在王家描制“秧马”图案，还叫王氏兄弟请人制作，以后他每到一地，就积极推广这种先进农具。

后来他在南迁时，经过庐陵（今江西吉安市），看到曾安止（字移忠）所著《禾谱》中未载农器，便写了《秧马歌》以供参考。歌曰：

过庐陵，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，出所作《禾谱》，文既温雅，事亦详实。惜其有所缺，不谱农器也。予昔游武昌，见农夫皆骑秧马。以榆枣为腹，欲其滑；以楸桐为背，欲其轻。腹如小舟，昂其首尾；背如覆瓦，以便两髀。雀跃于泥中，系束蒿其首以缚秧，日行千畦，较之伛偻而作者，劳佚相绝矣。《史记》禹乘四载，“泥行乘橇”。解者曰：“橇形如箕，行泥上。”其秧马之类乎？

春云濛濛雨凄凄，春秧欲老翠剡齐。嗟我妇子行水泥，朝分一垄暮千畦。腰如箜篌首啄鸡，筋烦骨殆声酸嘶。我有桐马手自提，头尻轩昂腹胁低。背如覆瓦去角圭，以我两足为四蹄。耸踊滑汰如凫鹥，纤纤束蒿亦可赍。何用繁缨与月题，朅从畦东走畦西。山城欲闭闻鼓鼙，忽作的卢跃檀溪。归来挂壁从高栖，了无刍秣饥不啼。少壮骑汝逮老黧，何曾蹶轶防颠。锦鞯公子朝金闺，笑我一生蹋牛犁，不知自有木駃騠。

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东坡以宁远军节度副使，贬惠州（今广东惠州市）安置。在惠州，曾为《秧马歌》写过4篇跋语，记述了他在岭南传播并改进秧马技术的情况。南宋周必大《跋东坡秧马歌》称苏东坡“既到岭南，往往录示邑宰”，“殆是得意之作”。

三.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交往的意义

苏东坡离开黄州后，念念不忘江南王氏兄弟与自己的交情，他曾在京师写信给黄州秀才江敦礼说：“曾过江游寒溪西山否？见邑人王文甫兄弟，为致意，近有书，必达之矣。”

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被朝廷连连启用、已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的苏东坡，召试学士院，考试馆职，他与翰林学士承旨邓圣求夜宿翰林院。得知邓圣求（名润甫）曾于宋仁宗嘉祐年间（1056—1064）任武昌县令，经常到西山寒溪游玩，在西山留有《元次山洼樽铭》石刻，便兴奋地与邓圣求彻夜长谈，话及武昌旧事时，苏东坡乘兴写了一首《武昌西山》诗抒怀，并请邓圣求同赋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朝中的能文之士在获得苏东坡与邓圣求的唱和诗后，争相次韵相和，不长时间就有苏辙、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、刘邠、孔武仲等30多人写了和诗，成为北宋诗坛前所未有的一段佳话。为了表示谢意，苏东坡又作诗一首，题为《〈西山〉诗和者三十余人，再用前韵为谢》。

元祐二年（1087）六月，苏东坡在黄州时的好友潘大临的祖父潘革因事赴京，顺道看望苏东坡。东坡将《武昌西山》诗册及亲手书写的《武昌西山》二诗随信托付潘革，请他转交武昌县车湖的王齐愈，希望王氏兄弟能将《武昌西山》诗墨迹摹刻于石，镶嵌在西山寒溪石壁之间。万一条件不成熟，就将这些诗的内容抄录数本留传后世。其手札内容如下：

多时不奉书，思仰不去心。比日履兹酷暑，体中佳胜。数日，以伏暑下府，初安乏力，而潘二丈速行，略奉此数字，殊不尽意。《西山》诗一册，当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间，并拙诗亲写与邓圣求诗同纳上。或能为入石安溪，亦佳，不然，写放壁中可也。

王氏兄弟获东坡《武昌西山》手书后，欣喜万分，立即请人摹刻上石，以作为西山的镇山之宝，可惜此石刻至今不存。

元祐四年（1089）三月十日，即将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的苏东坡，因思念武昌的朋友，复书旧岁所作《王定国所藏〈烟江叠嶂图〉》，又作《次韵王晋卿〈送梅花〉》一首，并自跋云：

仆去黄州五周岁矣，饮食梦寐未尝忘之。方请江湖一郡，书此一诗，寄王文父、子辩兄弟，亦请一示李乐道也。

东坡先生未归时，自种来禽与青李。五年不踏江头路，梦逐东风泛蘋芷。江梅山杏为谁容，独笑依依临野水。此间风物君未识，花落翻天雪相激。明年我复在江湖，知君对花三叹息。

可见，与江南王氏兄弟的交往，在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其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十分巨大的。这种意义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第一，释放精神压力，消除寂寥苦闷。

苏东坡家渊深厚，是一位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（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）的有为之士，入仕以来，在政坛很有影响，不料为妒嫉他的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所害，被关押御史台狱130天，酿成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后在有识之士保释下，才得以死里逃生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。这种文人武用，空挂其职，实际上是比流放还更受侮辱的一种惩罚。

当时的黄州，是属于淮南西路管辖的下等州，州治是长江边的一座偏僻的小城。苏东坡转瞬之间，由一州太守变为流放罪人，从繁华京师来到荒凉小城，“早岁便怀齐物志，微官敢有济时心”（《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》其一）的雄心壮志被砸得粉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这巨大的反差，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，惊魂未定，余悸未消，境遇十分凄凉，心情非常苦闷，精神极端孤寂。他到黄州不久所作的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词，便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缈孤鸿影。　　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刚到黄州，适遇江南王氏兄弟意外造访，使他即刻感觉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，生活中的挚友。王家昔日的繁华，今天的没落，与苏东坡朝为大臣、夕成罪犯的经历相比，都有一种沧海桑田的体味。作为老乡，苏东坡和王氏兄弟的父辈们曾经有过一段交往，今天又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所以在许多趋炎附势者都急着与犯官东坡撇清关系的时候，王氏兄弟却如寒冬里的一盆火、暗夜里的一盏灯，毅然给苏东坡送来温明与慰藉。这叫苏东坡如何不与王氏兄弟如胶似漆、推心置腹呢？他自称与王氏兄弟“及今四周岁，相过殆百数。”（《赠王文甫尺牍》）粗略计算可知，在他谪居黄州的50个月内，平均每月与王氏兄弟相见两次，这个频率，绝非普通朋友可比。

苏东坡在黄州，是他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。巨大的反差与艰难的磨砺，使他的心态经历了由孤寂、苦闷到淡泊、旷达的转变，心灵得到调节和净化，人格精神得到升华，为他的文学创作在黄州达到高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基础。而苏东坡与江南王氏兄弟的交往，便是这种变化与升华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第二，改善物质生活，缓解贫穷困顿。

苏东坡在黄州是为犯官，俸禄微薄，生活十分拮据，以致家人把领回的俸禄，分成每日等份，挂在梁上，日取一份，生怕超支。元丰四年（1081）春，他到黄州的第二年，家中积蓄渐尽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开始在黄州东坡废弃的一块荒地上垦荒耕种，以求自给。他自号东坡就是由此而来。这时他的生活境况是：“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”（《寒食雨二首》其二），“湿薪如桂米如珠，冻吟谁伴捻髭须”（《浣溪沙》），“孤坐冻吟谁伴我，揩病目，捻衰髯”（《江城子·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》）。一代文豪俊杰，曾经朝廷高官，竟变得如此困顿。

可是，苏东坡是十分讲究生活情趣的人，饮酒是他的一大爱好。他曾自述：“予虽饮酒不多，然而日欲把盏为乐，殆不可一日无此君。”于是，苏东坡只好找朋友帮忙解馋，设置“义樽”。有时，还携其次子苏迨（字仲豫），乘小舟渡江到江南武昌县樊口，在他的好友潘丙开的小酒店里畅饮一番。而到车湖王氏兄弟家里，把盏尽欢，不醉不归，更是苏东坡常事。

苏东坡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烹饪家，由他发明的东坡肉、东坡饼、为甚酥、三白饭等品牌美食，流传甚广，至今为民众津津乐道，而这一成就，与他同江南王氏交往分不开。他与王氏兄弟不仅是精神、文学上的志同道合，更是饮食口味、物质审美观上的高度默契，苏东坡在饮食上有什么新发现，总会及时告诉王氏兄弟，而王家有了什么新鲜食物，也都会邀请苏东坡前来品尝。有一次，王齐愈捎信请苏东坡过江南食牛肉，这令苏东坡十分好奇，按当时法令，耕牛是重要农业资源，一般百姓不准宰杀食用，此时王家怎么会有牛肉呢？他兴致勃勃地乘舟赶去，原来当地有一头黄牛从山坡摔下跌死，别人都不敢处理，便送给“王百万”。王家将牛剥皮取肉，煮汤食用。苏东坡便对烹饪牛肉感兴趣，他结合自己在黄州创造的文火炖猪肉办法，将牛肉先囟后烧，既容易保存，又特别鲜美，后被传为“东坡牛肉”。

王齐愈因为家富余财，喜好收藏名人字画、古董器物。元丰三年（1080）十二月，西蜀僧人清悟来黄州看望苏东坡，东坡陪同清悟过江游览车湖。在主客畅饮之时，王齐愈谈到自己曾用五千钱买得两块端砚与一张陈归圣的篆书。东坡以为不值，便开玩笑说：“这样吧，依归圣篆书例，我每天写一两张纸，只典三百文，如何？”齐愈爽快答应，东坡紧接道：“哈哈，嘴说不算，咱们立下字据！”于是戏作《书赠王文甫》记其事曰：

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。今日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，用钱五千。余请攀归圣例，每日持一两纸，只典三百文。文甫言：“甚善。”川僧清悟在旁知状。

虽然是个笑话，但可想见，在谪居黄州的时间里，江南王氏兄弟送钱、赠物以资助东坡的事，应有不少。苏东坡与王氏兄弟的交往，对于改善他的物质生活，起到重要作用。

当然，作为礼尚往来，东坡也对王氏兄弟常有馈赠。在《书清悟墨》中，他记述过这样一例：

川僧清悟，遇异人传墨法，新有名。江淮间人，未甚贵之。予与王文甫各得十丸，用海东罗文麦光纸作此大字数纸，坚韧异常，可传五六百年，意使清悟托此以不朽也。

家乡客人不远千里送来的宝贵名墨，当然是作为文人的东坡至爱，但却转赠一半（十丸）给王齐愈，足见其东坡有什么好东西都会与王氏兄弟分享，不分内外。

第三，加强诗友交流，促进文学创作。

苏东坡作为世界文化名人，作为中国文化各方面皆杰出的人才，其创造的东坡文化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。而黄州堪称东坡文化的发源地和至高点。他一生宦海沉浮，先后多次被贬，然而贬谪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。其中，被贬黄州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，正所谓“黄州成就了苏东坡，苏东坡成就了黄州”。而东坡的黄州成就，当然包括他在江南的业绩。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县，曾是三国东吴的都城和晋唐时的郡治，名胜古迹甚多，苏东坡经常与友人同游武昌，携酒寻梅，登临啸咏，怀古赋诗。宋人张舜民《郴行录》真实记载苏东坡游览江南武昌情景： 

“（西）山之巅有郊天台，即孙权即位郊天之处。食罢，移舟离黄州泊对岸樊溪口。苏子瞻以舟涉江，同诣武昌县。县在樊溪之东，隔樊山五里许，即吴之西都，有吴王城。同县令李观，佐吴亮、严纮及子瞻诸人游武昌樊山。步出西门，涉寒溪，迤逦步上。凡两寺在山中，景致幽邃，下寺有观音泉，澄澈可爱。”

苏辙的《武昌九曲亭记》对其兄游览西山亦作了详细记载：

子瞻迁于齐安，庐于江上。齐安无名山，而江之南武昌诸山，陂陁蔓延，涧谷深密，中有浮图精舍，西曰西山，东曰寒溪。依山临壑，隐蔽松枥，萧然绝俗，车马之迹不至。每风止日出，江水伏息，子瞻杖策载酒，乘渔舟乱流而南。山中有二三子，好客而喜游。闻子瞻至，幅巾迎笑，相携徜徉而上。穷山之深，力极而息，扫叶席草，酌酒相劳，意适忘反，往往留宿于山上。以此居齐安三年，不知其久也。

在江南，他到王氏兄弟家里去得最多，而王氏兄弟陪他游山玩水、消闲解闷、诗酒唱酬，次数最多。因为王氏兄弟不仅是老乡，更重要的曾是著名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，故东坡与王氏兄弟的交往，带着一种羡慕、敬仰与默默的书香温情，更像是是找到一个创作基地和文人墨客交流中心。苏东坡不但自己在此读书写作，还经常带着从远道而来黄州看望他的文朋诗友，在王齐愈的书斋“达轩”，畅览古旧图书，纵论天下文章，切磋文学艺术。

代表东坡文学艺术最高峰的“一词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）、二赋（前、后赤壁赋）、一帖（《寒食帖》）、一画（《枯木竹石图卷》）”，完全可以说是由于黄州、武昌的山水激发、王氏兄弟等朋友的切磋交流，才造就的。而王齐愈也给后人留下了著名八词，其中七首《菩萨蛮》是与苏东坡唱和的“回文词”。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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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]孔凡礼．三苏年谱[M]．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4．

[5](清)王文诰，孔凡礼．苏东坡诗集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．

[6](明)茅　维，孔凡礼．苏东坡文集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．

[7]王水照，崔铭．苏轼传[M]．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7．

[8]丁永淮，饶学刚等．苏东坡黄州诗文全编[M]．湖北：武汉出版社，1991．

[9]本书编委会．鄂州史话[M]．北京：气象出版社，1992．

作者简介：

邱风，原名邱保华，黄冈团风人，现在鄂州工作，公务员。文学硕士。业余爱好文学，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文章150余万字，系湖北省作协会员，鄂州市作协副主席，鄂州市社科联专家库成员。

徐胜利，笔名萧疏，黄冈黄州人，现在鄂州工作，高级政工师，业余从事诗词创作及研究，出版《宋词艺术概论》《樊南丛稿》等多部，系湖北省作协会员、湖北省诗词学会学术委员、鄂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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